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放緩，這在北京激起了波瀾，引發了政府應該做些什麽的尖銳問題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最近淡化了有關政府可以、或者應該積極應對的預期，他表示，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“市場機制”。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經濟模式中存在的一個矛盾。

作為中國“投資驅動型”經濟增長模式的支柱，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、並使得人們日益擔心金融風險的肇因。正如李克強所言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改革——如果中共做得到的話。由於內部競爭激烈以及政治自主程度較高，地方政府在促進地方經濟、投資和政治利益以及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。盡管社會對加大公共服務提供力度有著強烈的需求，但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獲得獎勵和提挈，把重點放在了GDP上。然而，地方政府支出對經濟的牽引力在下降。

自2007年以來，地方政府債務增加了兩倍，與GDP之比擴大一倍，升至30%左右。由於社會支出上升、賣地收入狀況欠佳、自身投資回報下降甚至虧損以及現金流惡化，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大不如前。它們不得不更多地舉債，以償還到期債務、支付現有債務的利息和充實運營資金。許多人懷疑，中國地方政府是否也會引起一場“次貸危機”。

地方政府受到的控制較少並且過度負債，並非當今中國獨有的現象。19世紀美國三次財政危機（分別發生在1837年至1843年、1873年至1879年，以及1893年至1899年）都帶有市政融資過於冒進的明顯特徵。市政支出不斷增長，成為公共支出中的最大部分，到1900年，州及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竟與聯邦政府相當。與如今的中國一樣，城鎮化是當時美國地方政府支出擴張的主要因素，但其背後是房產稅帶來的雄厚收入基礎。相比之下，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結構過於薄弱，廣泛開徵房產稅在政治上又形同禁忌。

在財政緊張和市政債券過度發行時期，美國各州限制、甚至禁止公共部門投資私人公司，並規定了債券發行上限。在上世紀30年代，華盛頓取得了財政體系的控制權，所得稅和薪資稅歸屬中央，並實施對州政府撥款的制度，州政府則管理地方政府收入。隨著時間推移，美國聯邦政府取得了淩駕於地方政府之上的地位，並建立了一套關於融資的健全法律框架，這使市政金融市場得以有序發展，而個人則取代了機構，成為該市場最大的投資群體。

然而，中國迄今仍無意於（更別說發展）此類法律手段。中央政府敦促財政節制和審慎投資的指示沒有得到有力貫徹，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惡化。自2008年以來，由於無法從銀行和資本市場直接融資，它們建立了成千上萬的“地方政府融資工具”。這些工具正是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爆發性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。在某些中國評論員看來，它們代表著一種新型的國有企業，具有壟斷金融資源、扭曲市場、排擠私人投資等弊端——這些正是李克強之前提及的可能影響經濟增長的風險因素。

中國政府如果希望發展市場機制，就必須面對與地方政府相關的更廣泛問題。這意味著要改變政府指導型增長與私人部門競爭及創新之間的平衡。李克強希望中央政府能夠鞏固權威，而地方官員則應堅決遵從中央的命令和政策。

這需要政府做出轉變。中央政府要主張自身在基本經濟目標上的權力，比如降低的可持續增長率、環境友好型的擴張、財政改革和減少收入不均現象。地方政府則要把重點從追逐增長，轉變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。

李克強還清楚地意識到，這將觸動既得的政治和黨派利益，他將這一任務形容為比“觸及靈魂”還要難。但中國要實現經濟平穩、持續增長，必須拋棄一向偏好的以信貸和投資為中心的增長模式（在這種模式中，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佔有重要地位），改革資源配置、經濟決策和創新等方面的政治和制度框架。與以往一樣，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是想不想做的問題，關鍵在於執行。